那么，为什么一向标榜“自由选择”的美国，会对一名运动员的国籍选择如此敏感甚至愤怒？这背后的根本逻辑，绝非简单的“爱国与否”，而是全球秩序剧烈重构下，“站队时代”全面开启的必然结果。

第一，全球秩序进入“非此即彼”的站队周期，模糊地带正在被系统性清除。

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。美国作为守成霸权，面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、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现实，正加速推动全球阵营化。其核心策略就是构建排他性的“小院高墙”体系，要求所有国家、企业乃至个人明确选边站队。过去那种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、两头获利的空间正在急剧压缩。

万斯和贝森特对谷爱凌的批评，本质上是在强化一种“忠诚识别机制”。他们试图通过道德话语确立一条政治红线：凡在美国成长、受益于其教育或社会资源者，就必须在关键时刻为美国利益服务。这种逻辑一旦被内化，就能有效遏制人才流向竞争对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据新华社2026年2月24日报道，贝森特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将谷爱凌的选择定性为“背叛”，而同期美国媒体对刘美贤的报道则反复突出其“美国认同”与“本土成长背景”。这种叙事差异，并非偶然，而是美国在战略竞争背景下，对个体身份进行政治编码的具体体现。

其实，不光个人如此，国家也是如此，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近年就在多个国际场合（如香格里拉对话会）表达过小国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忧虑。李显龙所担忧的“被迫站队”困境，恰恰印证了当前国际环境的整体趋势——连长期奉行平衡外交的城邦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，遑论个人？譬如，像日本也是明确在中美之间选择了美国。当然，如果盲目选，一旦选错了就是乌克兰。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，任何跨越国界的个人选择，都可能被解读为政治立场的宣示。客观而言，国家选错了灰飞烟灭，个人选错了也会面临崩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