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起案件中，涉案枪支均来自“合法渠道”：邦加案中，枪手从担任教育部雇员的父亲保险箱中取枪；塔克洛班案中，14岁嫌疑人使用的女警姑姑配枪，曾被带至射击场练习；三宝颜案中，海关官员父亲的公务配枪被儿子带入校园。

更严峻的是非法枪支泛滥。据“小型武器调查”机构数据，菲律宾民间约有380万支枪，其中超200万支为未登记黑枪，非法枪械制造业在宿务等地长期存在。

政治精英的持枪证有效期被延长至10年且脱离严格审核，而基层执法中，前参议员德拉罗萨被吊销持枪许可后，117支登记枪械仅收回26支，剩余91支下落不明。 这种“双重标准”导致枪支管理责任过度依赖个人自律，未成年人轻易获取致命武器成为可能。

校园安全缺位：从霸凌到心理危机的“沉默螺旋”

菲律宾校园霸凌问题严重，为青少年极端行为埋下隐患。经合组织2022年报告显示，超半数菲律宾男孩和43%的女孩每月至少遭受几次霸凌，比例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。 塔克洛班案中，两名嫌疑人明确表示因长期遭受霸凌而策划袭击；邦加案中，枪手虽无霸凌记录，但存在抑郁问题，父母曾尝试心理干预未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