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施压闹剧的核心推手，是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布赖恩·金斯顿，而他背后站着的，正是在加拿大设有工厂的“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”——通用汽车、斯泰兰蒂斯集团和福特汽车。这三家企业在加拿大的布局不可谓不深，仅在安大略省这一加拿大汽车制造中心，就雇佣了超过9万名工人，2024年产量更是突破130万辆，产业链与美国深度绑定，说白了，就是美国嵌在加拿大汽车工业里的“眼线”和“傀儡”。

2月13日，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国际车展上，金斯顿借着媒体的镜头，上演了一出“担忧戏码”。他故作沉重地表示，加拿大与中国达成的电动车协议，会让本就极具挑战的《美加墨协定》谈判“进一步复杂化”，言语间满是“为加拿大着想”的虚伪姿态。但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份“担忧”背后，全是对中国电动车崛起的嫉妒，以及对自身竞争力不足的恐慌——所谓的“复杂化”，不过是美国车企怕自己的垄断地位被打破，怕加拿大脱离美国的掌控，怕中国电动车借加拿大为跳板，彻底叩开北美市场的大门。

为了让自己的威胁更有“说服力”，金斯顿还特意拿墨西哥作对比，语气里的挑拨与傲慢毫不掩饰：“墨西哥与美国的谈判进展更快。他们采取了相反的做法。起初允许中国进入市场，但现在意识到那是个错误，因此提高了对中国汽车的关税。”这番话，看似是在给加拿大“提建议”，实则是赤裸裸的威胁——你看，墨西哥乖乖站队美国，提高了对中国汽车的关税，就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占得先机；你加拿大要是不听话，继续跟中国合作，后果自负。

可金斯顿刻意隐瞒了一个真相：墨西哥提高对中国汽车及其他商品的关税，最高达50%，根本不是所谓的“意识到错误”，而是一场无奈的妥协与投机。根据墨西哥的官方考量，此举一来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缓解近20年来最高的财政赤字，为福利项目提供资金支持；二来是想通过进口替代，增强本土制造业竞争力，摆脱“大而不强”的困境；最关键的是，在特朗普“门罗主义推论”的阴云笼罩下，墨西哥想通过展示与美国的“政策协同”，向美国纳“投名状”，以求获得美国的关税豁免，在《美加墨协定》重新审查中争取主动权。毕竟，墨西哥80%的出口都面向美国，根本不敢真正得罪这位“北方邻居”。